什么时候知道考研成绩(什么时候知道考研成绩单)




什么时候知道考研成绩,什么时候知道考研成绩单

《秋日奏鸣曲》剧照

“我并非说母亲没有跳舞的潜力,事实比这要糟糕。因为她不愿意跳,尽管人人都说她跳得很好。跳舞代表着快乐,而她是那么骄傲于自己对快乐和其他类似放纵的克制能力。……我有一种感觉,如果我能知道她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跳舞,或者她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想要跳舞,我就能找到解开母亲谜题的钥匙,并最终与她和解。”

在回忆录《我所缄默的事》中,阿扎尔·纳菲西书写了一段动人而复杂的母女关系。

她的母亲成长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的伊朗女性可以开始在公众场合不戴面纱,学外语,在舞会上结识恋爱对象。她曾经在银行和国会工作,但更长的时间里是一个主妇和母亲。

“和她那个时代的很多女人一样,她是一个中间型女性,感到自己的能力和愿望受到了现实的抑制。当她向我们说起她的优异成绩,以及老师如何对她的锦绣前程信心满满之类的故事时,结尾总会摇着头加上一句:‘真希望我是个男人!’”而母亲最好的朋友则经常说:又一个有才华的女人被浪费了。母亲在其成长的经历当中养成了一种强烈的个性,这让小时候的纳菲西吃尽苦头。

纳菲西所写的母亲的经历和她的个性反映出了一个更大更广阔的故事,一个关于伊朗社会变迁的故事,也是一种成为母亲的普遍困境。

今天是母亲节,与大家分享这段来自《我所缄默的事》的书摘。希望母亲节不只是一个赞美母亲伟大的节日,也能成为一个理解母亲困境的契机。

我常常问自己,母亲所描述的她和第一任丈夫邂逅的情况,究竟有多少是凭空想象的。如果不是因为有照片,我甚至会怀疑这个人是否真的存在。一个朋友曾经说我母亲具有“令人钦佩的对不想要事物的抵抗能力”。又因为在母亲的生活中,有那么多她不想要的,所以她虚构了一些关于她自己的故事。她对这些故事深信不疑,以至于让我们差点儿信以为真。

在母亲的心里,他们的罗曼史从跳舞开始。可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两个显赫家族的权宜联姻。男方的父母事先就跟女方的父亲说好了婚事,就像20世纪40年代德黑兰一贯的习俗那样。但是这些年来,她从未改变过对这个故事的叙述方式,就像她说其他故事时一样。她在她叔叔的婚礼上遇见了他。她会小心地提起那天早上她穿了件印花真丝双绉长裙,晚上则换上了洋缎礼服,并且他们跳了一晚上的舞。(“在我父亲离开后,”她说,“因为父亲在的时候,没人敢跟我跳舞。”)第二天,他就向她求婚了。

母亲和塞非的婚礼

塞非,我不记得在家里听到过他的姓氏。我们应该很合规矩地称呼过他“母亲的前夫”,或者用他的全称塞弗欧·莫克·巴亚特叫过他。但对我来说,他总是塞非,我们日常生活中愉快的一部分。他轻松地缓慢潜入我们的生活中,就像在他们的婚礼照片里一样,站在母亲身后,不经意地就将母亲从我们这儿狡猾地卷走。我有两张他们结婚那天的照片,比我自己父母结婚的照片还要多。在照片里,塞非有着淡色的头发和褐色的眼睛,表情轻松,平易近人。而站在人群中间的母亲却显得很僵硬,就像一件孤零零的中心摆设物。他看起来无忧无虑,自信开心。但也许我看错了,在他脸上的并不是希望,而是彻底的绝望。因为他也有他的秘密。

从我小时候起,母亲故事里的一些东西就一直困扰着我。与其说它们不真实,不如说它们看起来根本就是错的。大部分人都有表现自己潜力的方式,不是他们是谁,而是他们可以变成谁。我并非说母亲没有跳舞的潜力,事实比这要糟糕。因为她不愿意跳,尽管人人都说她跳得很好。跳舞代表着快乐,而她是那么骄傲于自己对快乐和其他类似放纵的克制能力。

在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甚至到现在,在这个离我记忆中的德黑兰这么远的地方,那另一个如幽灵般会跳舞、会笑、会爱的女人的阴影,始终干扰着我对母亲的认知。我有一种感觉,如果我能知道她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跳舞,或者她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想要跳舞,我就能找到解开母亲谜题的钥匙,并最终与她和解。因为我几乎从一开始就和母亲对着干,如果你相信她的故事的话。

母亲和塞非野餐

我有三张母亲和塞非的照片。两张是他们的婚礼照片,但让我更感兴趣的是第三张他们野餐的照片。那是一张更小的照片,他们坐在一块石头上,两个人都笑脸对着镜头。像所有关系亲密的人那样,母亲随意地靠着塞非,但又没有靠得太紧。他们的身体看起来很自然地吸引在一起。注视着这张照片,我能看到这个年轻的,或许还没有完全冷漠的女人,释放自我的可能性。

在这张照片里,我找到了我们在母亲的现实生活中一直怀念的那种感性和人情味儿。什么时候?我会问,你什么时候从高中毕业?多少年后你和塞非结婚的?他是做什么的?你又是什么时候遇见爸爸的?一些简单的她从来没有真正回答过的问题。她过于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以至于会被这些细节困扰。不论我问她什么,她总会告诉我那些相同的老故事,那些我几乎背下来的故事。后来,当我离开伊朗,我让我的一个学生去采访她,并且给了我的学生具体的问题,但我得到的还是相同的故事。没有日期,没有具体的事实,所有的内容都没有跳出母亲固有的脚本。

在几年前的一次家庭聚会上,我碰到了一位可爱的奥地利女人,她是一个远亲的妻子,曾出席过母亲和塞非的婚礼。她能清楚地记住这个婚礼,原因是:婚礼上,新娘的出生证神秘失踪,由此引发了一阵慌乱和困惑(在伊朗,结婚生子都需要在出生证上做记录)。她笑着告诉我说,后来大家发现新娘比新郎大几岁。母亲最新的出生证上完全没提她的第一段婚姻,证件上的出生日期是1920年。这张出生证是母亲声称丢失了出生证后新补的。她坚称自己其实是1924年出生的,但因为她的父亲想要她早点入学,就给她加了四岁。父亲告诉我们,在办理新的出生证的时候,为了申请驾照,母亲其实将年龄减掉了四岁。这就是母亲,当事实不能令她满意时,她就会想办法改造它。

但有些事实是有记录的。她的公公,撒哈姆·斯通·巴亚特是一个有钱的地主。他见证了卡扎尔王朝(1794—1925)到巴列维王朝(1925—1979)的更替。他不仅想办法在这场权力的变革中存活了下来,而且变得更加富有。母亲有时候会吹嘘从她娘家那边来看,她和塞非有亲属关系,而且他们都是卡扎尔国王的后代。在我长大的50和60年代,卡扎尔王朝被官方的历史书定义为绝对的专制主义王朝。和卡扎尔沾亲,绝不是值得任何人炫耀的事儿。父亲则诙谐地提醒我们,所有的伊朗人都或多或少和卡扎尔王族有点关系。他说,事实上,那些完全和卡扎尔没关系的人才是真正有特权的人。卡扎尔统治了这个国家一百三十一年,并且有无数的妻子和后代。跟他们先前的国王一样,他们会从不同阶级挑选妻子,占有任何让他们感兴趣的人:公主、园丁的女儿、贫穷的乡村姑娘,都是他们挑选的范围。据说,某一任卡扎尔国王法特赫-阿里沙(1771—1834)有一百六十个妻子。作为一个理智的人,父亲一般还会再加上一句,当然这不过是故事的一部分,因为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特别是在我们的国家。我们应该对有关卡扎尔的描述有所保留,毕竟伊朗是在他们的统治下开始现代化的。他们输了,所以胜利者想怎么说他们都行。即使作为一个小孩,我也能感觉到,母亲提起和卡扎尔的关系,并不是真的要炫耀过去,而是为了对父亲现在的生活表示轻蔑。她的势利随意而主观,她的偏见则完全局限于她私人国度里的原则和法规。

母亲的公公撒哈姆·斯通,在很多历史书和政治回忆录里都有出现,这里一句,那里一段,一次作为议会代表和副主席,两次作为40年代早期的财务部长。在1944年11月到1945年4月期间,他还做了几个月的首相。据母亲说,这也是她和塞非结婚的时期。尽管伊朗在二战中宣称中立,但因为国王礼萨·汗·巴列维错误地同情了德国,导致密切关注着伊朗在地理政治学上利益的同盟国,尤其是英国和苏联,在1941年占领了伊朗。礼萨·汗被迫退位,并被流放到约翰内斯堡。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因为年轻而听话,继位取代了他。二战在伊朗掀起了巨大的动乱,以至于在1943年到1944年间,更换了四个首相和七个财务部长。

母亲不清楚也不想弄清楚,她的公公曾经究竟是哪一任首相。重要的是,在她现在不如意的现实生活中,他是一个童话般的教父。这就是那么多的公共人物如何进入我的生活的——不是通过历史书,而是通过我父母的故事。

母亲和塞非在一起的生活究竟有多么迷人,值得商榷。他们住在撒哈姆·斯通的家里,当时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了,而第二个更年轻的妻子还没有娶进门。据我母亲说,这个人非常令人讨厌。在家里缺一位女主人的情况下,母亲担任了这个角色。“第一个晚上,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我身上。”她这样告诉我们,并详细地描述她穿的那件裙子的细节,以及她无可挑剔的法语的影响力。作为一个孩子,我会想象着她穿着红色的雪纺裙子从楼梯上款款地走下来,黑色的眼眸光彩闪耀,发型无懈可击。

“第一晚,米尔司普博士来了⋯⋯你当时真应该在那儿!”米尔司普博士是40年代美国顾问团(American Mission)的团长,受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的派遣,帮助伊朗建立现代化的财务机构。母亲从来不认为有必要告诉我们这个男人究竟是谁。所以,因为某些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深信他是比利时人。后来,当我回顾母亲所讲述的那些晚宴,我惊讶地发现塞非竟然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塞非的父亲在那儿,米尔司普博士或者其他一些人物也会在那儿,这些人要么是重要的公共人物,要么是私下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但是,塞非在哪儿呢?这就是她生活的悲剧。在她身边的男人,永远都不是她想要的人。

为了让我和弟弟对母亲强加给我们的东西保持沉默,又或者为了补偿他自己对母亲的顺从,父亲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们母亲如何被困在她公公的大房子里。在那所房子里,真正掌权的女人是专横的管家蔻基,甚至食品柜的钥匙也在不可战胜的蔻基手里。为了能有足够的布料做裙子,母亲需要对蔻基阿谀奉承说好话。父亲说,在母亲的公公家,她压根不是什么女主人,而更像是一个多余的客人。

母亲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幸福的年轻新娘,一个骄傲的女英雄被充满魅力的王子所追求。父亲则把她描绘成一个受害者,苦于各种琐碎和他人的冷酷。他们都希望我们能相信他们的版本。母亲将她的过去扔到我们面前作为对现在的谴责,而父亲需要通过唤起我们的同情,来为母亲对我们所有人的专横做出解释。父亲没法与塞非竞争。他已经死了,而且那么英俊,又是首相的儿子,母亲可以把他想象成任何美好的形象。而父亲的聪明才智和友好善良,父亲作为优秀的财务部总监的发展前景和雄心,甚至他和母亲来自同一个家族不同分支的这个事实,在母亲眼里都比不过她所相信的塞非能给她的。后来,她还表现出对父亲所取得的公共成就的嫉妒,就像他们不是生活的搭档而是激烈的竞争对手一样。

真正的问题,并不在她所说的话里面,而隐藏在她遗漏未说的话里面。父亲补充了这部分遗漏的空白。他告诉我们,塞非是他父亲最喜欢的大儿子,得了肾炎。这是一种不治之症,医生宣布放弃治疗。有人建议,让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做一切他想做的事情。放纵他,让他随心所欲。他已经没什么时间了,不如给他所有他想要的快乐。当他们家向母亲提亲时,压根没说生病的事儿。母亲在他们的新婚之夜才发现真相。据我父亲说,他们的婚姻一直有名无实。母亲伺候生病的丈夫两年,看着他一天天地死去。这就是她生命中的浪漫史,这就是她为了让我们自卑而大肆炫耀着的男人。

有时,当她带着茫然的表情不停地说着塞非,我很想摇醒她,然后跟她说,不!事情不是这样的。当然,我从来没有这么做。他是否关心过若她发现他的病情会怎样?或者他死后,她该怎么过活?母亲太过于骄傲固执,以至于对真相没有兴趣。也因此,她把真实的历史改编成她自创的幻象。从我记事起,弟弟、父亲还有我就一直努力搞清楚母亲究竟想从我们身上要什么。我们尝试和她去旅行,去那些看起来吸引她的地方,那些将她的目光从现实中吸引去的地方。让我害怕的不是她的愤怒,而是她心底里的冰山,那是我们无法穿越的。她还活着时,我总是逃避她、憎恨她,没有去理解她有多么失望和孤独,也没有看到她和其他女人有多么相像。就像母亲最好的朋友米娜阿姨经常说的那样:“又一个有才华的女人被浪费了。”

本文作者 阿扎尔•纳菲西(Azar Nafisi),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客座教授、对外政策研究院的对话研究项目负责人。曾在伊朗的德黑兰大学、自由伊斯兰大学以及阿拉美塔巴塔拜大学教授西方文学。1981年因拒戴头巾,被逐出德黑兰大学。1997年,从伊朗到美国。

纳菲西因《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引发全世界的关注,她获得的奖项包括克里斯托弗•戈勃朗基金会国际思想与人文奖、伊丽莎白•安•斯通勇敢女性奖、美国移民法律基金会移民杰出成就奖、俄克拉荷马大学杰出校友奖等。蒙特霍里约克学院、斯腾山大学、戈切尔学院、巴德学院以及拿撒勒学院等多个高校均向她授予了荣誉博士学位。纳菲西的文章广受欢迎,多见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以及《新共和》等著名媒体。著作另有:《我所缄默的事:一个叛逆女儿的回忆》《反地域:纳博科夫小说的批评性研究》《比比和绿色的声音》《想象共和国》等。

◎隐秘的阅读所带来的“微小开口”,通往的却是极大的自由

◎关于家族与国家、政治与文学、反抗与革命、谎言与爱

◎一部精彩的家族回忆录,更是伊朗社会转型时期的缩影

◎在想象共和国里,所有理所应当的东西都可能会被颠覆

编辑|艾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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